沒有一支人民的軍隊，便沒有人民的一切。

這不是理論，而是經過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——大革命失敗后，經過血與火的生死考驗，共產黨人從屠殺和被屠殺中得出的結論。

抗戰(zhàn)甫一結束，蔣介石為獨占抗戰(zhàn)勝利果實，打擊削弱共產黨，提出了所謂的“軍隊國家化”。借口“統(tǒng)一軍令”、“統(tǒng)一政令”，要共產黨交出軍隊和解放區(qū)。

面對一些主張“中間路線”的“第三方”人士，被蔣介石做出的和平假象所迷惑，要求中共在軍事上做出重大讓步的論調，毛澤東一針見血的指出：沒有我們這幾十萬條破槍，我們固然不能生存，你們也無人理睬。

從秋收起義失敗走向井岡山開始，毛澤東沒有一天不在思考，什么是人民的軍隊，如何才能建設一支人民的軍隊。人民軍隊、人民戰(zhàn)爭、人民戰(zhàn)爭的戰(zhàn)略戰(zhàn)術，作為毛澤東軍事理論思想的“三大”組成部分，人民軍隊是第一位的。如果用今天的管理學理論來說，人民軍隊是戰(zhàn)略定位，人民戰(zhàn)爭是商業(yè)模式，人民戰(zhàn)爭的戰(zhàn)略戰(zhàn)術是方法論。

1927年9月29日，在率領失敗的起義隊伍奔赴井岡山途中，毛澤東在永新縣三灣村舉行了著名的“三灣整編”，實施了“支部建在連上”和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的改革。

“三灣整編”是毛澤東探索建立新型人民軍隊的開始。但是，由于軍情緊張和探索創(chuàng)新的艱難曲折，這僅僅是個開端。

鑒于紅軍的成分，主要由“北伐軍的雇傭兵”，“失去土地的貧苦農民和城市無產者”，以及“從敵軍中過來的俘虜兵”構成，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大量地反映到黨內和軍內來，造成了官兵思想的嚴重混亂。

毛澤東在寫于1929年12月的《古田會議決議》“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”部分，對諸種非無產階級的錯誤思想，進行了系統(tǒng)的分析和糾正：單純軍事觀點，極端民主化，非組織觀點，絕對平均主義，主觀主義，個人主義，流寇思想，盲動主義殘余，等等。

一句話，這支剛剛成立的隊伍，既需要“鑄魂”，又需要“律紀”；既需要“導航”，還需要“定責”。

古田會議，是在紅四軍黨和軍隊高層存在巨大分歧，以及中共紅四軍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會嚴重挫折的情況下召開的。

古田會議之前，在號召“大家努力來爭論”的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，毛澤東被迫離開由他親手創(chuàng)建的紅四軍，并一度身患重病，甚至連遠在萬里之外的共產國際《國際新聞通訊》都發(fā)了1000多字的訃告。

在中央“九月來信”的基礎上，1929年12月28日和29日，在人民軍隊建軍史上具有劃時代歷史意義的“古田會議”，即“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”，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。

正是在這次會議上，毛澤東做了30000多字的《古田會議決議案》，總結了紅四軍成立以來的在部隊建設上的經驗教訓，確立了新型人民軍隊的建軍原則。從此，無論歷經多少風雨和艱難挫折，這支軍隊的“人民軍隊”的戰(zhàn)略定位，就再也沒有變過。

重讀30000多字的《古田會議決議》，無論是對初創(chuàng)的、成長型的，還是處于戰(zhàn)略變革的組織，都會有“醍醐灌頂”的教益和“無窮無盡”的啟發(fā)。

第一，戰(zhàn)略是方向。正如毛澤東在為中國抗日軍政大學題詞中所寫，“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，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，靈活機動的戰(zhàn)略戰(zhàn)術”，戰(zhàn)略首先是“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”。

在《古田會議決議》中，毛澤東確立了黨對紅軍絕對領導，即“黨指揮槍”，而不是“槍指揮黨”的原則?！稕Q議》規(guī)定，紅軍中必須健全各級黨的組織，實行政治委員制度，反對以任何借口來削弱黨對紅軍的領導。

《決議》尖銳地批評了“極端民主化”、“非組織觀點”和“個人主義”等錯誤傾向，以“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”+“支部建在連上”的“頂層設計”+“底層邏輯”，為“黨指揮槍”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。

第二，戰(zhàn)略是定位?！豆盘飼Q議》首次對紅軍的性質、宗旨和任務作出了明確規(guī)定，從而完成了對紅軍這支“人民軍隊”的精準和科學定位?！稕Q議》旗幟鮮明地反對“單純軍事觀點”，明確指出紅軍是一個“執(zhí)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”。紅軍必須堅決貫徹中國共產黨的綱領、路線、方針和政策。

為了實踐自己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”的宗旨，紅軍的任務不能和白軍相仿佛，只是單純地打仗。紅軍的打仗，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，而是為了宣傳群眾、組織群眾、武裝群眾，并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，離了對群眾的宣傳、組織、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，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，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。

因此，紅軍的戰(zhàn)略定位首先是一支“戰(zhàn)斗隊”，同時又是“工作隊”和“宣傳隊”，紅軍的戰(zhàn)略定位是“三隊合一”。

第三，戰(zhàn)略是“硬實力”和“軟實力”相結合，并且辯證統(tǒng)一。《古田會議決議》明確規(guī)定了，在省級地方政權機關未建立前，紅軍的軍事機關與政治機關，在前委領導下平行執(zhí)行各自擔負的工作：政治訓練及群眾工作事項，軍事系統(tǒng)應接受政治系統(tǒng)之指揮；行軍、作戰(zhàn)、宿營、給養(yǎng)等項，政治系統(tǒng)應接受軍事系統(tǒng)的指揮。

在沒有建立政權機關的地方，由政治部代替當?shù)卣嗟墓ぷ?，如負責宣傳群眾、組織群眾、建設政權等。

《決議》批評把政治機關隸屬于軍事機關的錯誤觀點，與此同時，《決議》還就實施民主制度，堅持“官兵一致”；嚴格執(zhí)行“三大紀律”、“六項注意”，堅持“軍民一致”；在堅決消滅一切敢于頑抗之敵的同時，堅持瓦解敵軍和優(yōu)待俘虜?shù)茸鞒隽艘恍┝忻鞔_規(guī)定。

這一些列規(guī)定和決定，不僅系統(tǒng)解決了“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”，如何建設成無產階級領導的“新型人民軍隊”這個“根本問題”，而且為這支軍隊“鑄魂”、“律紀”、“導航、“定責”，使人民軍隊以強大的“硬實力”、“軟實力”和“巧實力”，從勝利走向勝利。